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简称特朗普）就要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了。对此，很多人忧心忡忡。

假如说在特朗普的上一届任期中，其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主要挥向了中国，那么在本届任期中，其打击范围可能会大幅扩大，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例如加拿大，可能都会遭殃。

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了关税，将多年以来一直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了下来。

虽然日后的发展表明加征关税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并不如事前想象的那么大，但这仍然给了中国一个警醒。

更为重要的是，接替特朗普的民主党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简称拜登）并没有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这说明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大相径庭，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有着显著的共识。现在特朗普回来了，局面恐怕只会更糟。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假如我们仅仅看到了这一层，那么又会凸显我们的肤浅。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国旧有的发展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瓶颈，不主动改革，就会被迫改革，后者的代价明显会高于前者。

所以，要改变目前的困境，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去详尽的评估中国可能因此遭受的损失，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说到底，就是要从危险中去寻找机遇，真正开山劈石，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怎么做？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担负起大国的责任，扛起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这篇小文就浅谈一下这个主题。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看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但由于中美两国是全球体量排名前二的经济体，而且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美国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的贸易环境。

更何况特朗普已经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上去使用关税作为手段来与他国进行博弈，这等于是将贸易战由点及面了。

假如我们将视角拔高一点就会看到目前全球所面临的困局并非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全球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如何看待全球化就成了我们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要先强调一下，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其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贸易或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二是投资或资本的流动，三是人员的流动。

为了方便分析和叙述，本文的全球化聚焦于贸易领域。

开宗明义，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全球化是一个好东西，是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为什么？这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例如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含义就是说经济活动的各个参与方都有自身相对擅长的业务，当所有参与方都聚焦于自身的优势去进行生产，并通过自由贸易去交换彼此的劳动成果时，所有参与方的福利都会增大。

简单来说，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各参与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给大家都带来好处。

实际上，在一个理想的条件下，自由贸易会使得各参与方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去加入国际生产链。

国际生产链意味着经济生产活动的分工更为细化和专业化，而更为细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可以带来效率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

然而，全球化也有其负面影响。

全球化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其带来的总体收益并不能惠及每一个群体，甚至会损害一些群体的利益。

例如在中美贸易中，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但对于那些与中国商品存在竞争的行业，破产倒闭又是无法避免的结局。这样一来，相关工人的失业就会增多。

从道理上来说，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是远大于相关工人的损失的，因此美国应该动用国内的二次分配政策，通过“打富济贫”的方式来补偿这些受损工人的利益，但这在政治上存在一系列的困难，结果这导致政府往往束手无策，问题久拖不决。

另外，将矛盾引向外部也是政客们解决国内棘手问题的惯常操作手法，因此中国商品自然成了最好的替罪羊。

现在美国流行的“China Shock”（中国冲击论）就把美国的长期失业问题归罪于中国。

总体上说，全球化是个好东西，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

如何解决这其中的问题，不但关系到全球化的未来，也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全球化是个好东西，但它也是非常脆弱的。追根溯源，全球化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现象。

考古证据表明最早的人类文明诞生于中东的两河流域，此后全球各地先后出现了多个文明。

但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简称麦迪森）的研究，从公元1年开始计算，在此后长达2000年的文明史中，人类各个文明虽然相距有远有近，但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些文明大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维持在50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上下。

当时不同地区的人们也有贸易行为，有的贸易路线甚至远达数千公里，例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和日后的全球化相比，这无疑是蚍蜉和大象之间的区别。

从大约15世纪开始，西欧经济崛起了。此后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一些非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并逐渐取得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全球化水平的明显上升。

然而，全球化真正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870年至1913年。当时国际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占GDP的比值大幅上升，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参战国以敌友划分，全球分工中断，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

一战后各国曾尝试恢复战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但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再次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中，英美等国祭出了种种贸易保护政策，其中既有自贬本币的货币战，也有增加关税的贸易战等“以邻为壑”的政策。

在这些经济纠纷的互殴中，国际生产链遭受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各国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为了摆脱危机甚至走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邪路，这最终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并将人类拖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自然也是在劫难逃。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只要人类不灭绝，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全球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但从一段历史时期来看，全球化的逆转则是完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这种逆转本身就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实际上，全球化是非常脆弱的，其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国际争端，甚至战争，等许多因素的影响。

全球化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高风险下运行，那么如何管控这其中的风险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这个问题主要由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来思考，现在中国无论是否主动，也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全球化造福了人类，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后。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连全体人民吃饱饭都是一个问题，哪里还谈得到什么全球化？

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将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心的地位，对内厉行改革，对外打开国门。

在经过了45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虽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如今的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

中国制造盛行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企业不惧怕全球任何企业的竞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取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战后这一轮的全球化中，凡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例如亚洲四小龙和中国，都收获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化的大赢家，而那些抵制全球化的经济体，例如阿根廷，则被推下了世界经济前进的马车，摔得鼻青脸肿。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体量有限，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但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其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因此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就变得不可避免。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是云泥之别，但曾经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向着更有挑战的方向发展。

很明显，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会给全球化带来严峻的考验，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有看法认为中国不能服软，你对我进行关税战，我也给你打回去，大不了两败俱伤。

这种观点我们按下不表，那还有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呢？

笔者认为有的——中国最起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

换句说法，中国可以考虑单边降低贸易壁垒。这与以牙还牙的“传统智慧”似乎有点背道而驰，但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来自历史经验。

早在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之前，英国作为主导者就推行了单边降低贸易壁垒的政策。

以英法平均进口关税为例，在1846年前，英国的进口关税显著高于法国，而1846年至1875年间，英国进口关税从1841年至1845年的32.2%降至1871年至1875年间的6.7%。且从1870年之后，尽管法国开始转向贸易保护，进口关税逐渐提升，但英国关税则保持在较低水平，持续低于法国。

英国主动降低关税的政策引领了全球降低关税的潮流，这有力的助力了第一次全球化高潮的来临。

在各国纷纷仿效英国降低关税之后，英国制造有了更广阔的出口市场，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可以更顺畅的进入英国市场。

全球化的深入使得英国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进而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对中国来说，全球化能否继续维持并走向深化，不但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也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当年英国的经验，单边降低贸易壁垒，努力维护WTO等全球性多边组织的效力，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

这方面中国已经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最近特朗普又要上台了，大家又开始紧张，觉得是“大象进了瓷器店会乱拳打死老师傅”，是个吃不准摸不着的人。但是我们已经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了，在跟特朗普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四句话的原则。

第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第三，聚焦关键、补上短板；

第四，坚守底线，灵活应对。

这4句话，32个字，就是我们国家在上一个阶段特朗普政府的时候形成的4个原则，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国家外交部归纳的国家战略。

我们对付美国的贸易战有五张王牌。

第一张牌，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是我们的贸易战当中对付的王牌。企业的“皇上”是市场，而不是美国的政客，政客只管十年八年，企业要吃一百年的饭，所以要根据市场来，市场是一个王牌。

第二张牌，这个大市场中中国制造业的完整产业链是我们的王中王。

第三张牌，金融是我们的盾牌。中国的金融一方面有序的发展，但我们资本项下不能自由兑换，使得美国人也好，任何政客、任何金融投资商要用金融方面来打压中国的话，他要抛也没那么多的盘子，要赔也没那么多盘子，因为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是我们的盾牌。

第四张牌，科技发展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是我们的关键牌。

最后一张牌，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不管什么情况下，中国人总是向往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为这个潮流才是地球的主要的潮流。

延伸阅读：

此前黄奇帆在今年一次公开论坛中的发言，对于中国对外开放新特征有详细论述。结合上下文，对于理解当前内外经济有一定启发，摘录如下：

按照会议的主题，我就新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征、新趋势跟大家做个沟通。这个主题里边有三个新，首先是新格局的内容，第二是开放的新特征，第三这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新成就和新趋势。

首先讲一下新格局，在我们国家现在的场景里，新格局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事物的形容词，而是一个特定定义的内涵的一个词。这就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所以，这个新格局是有特定内涵的，是我们党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一个时代的特征。

那么外循环内循环是什么含义呢？在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说法，就当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包括它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总之进口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如果这个比重超过60%，那么它是外循环为主体的国家。如果这个比重低于40%，也就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低于40%，那么这个国家是内循环为主的国家。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说，1950年到1980年，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大体上在10%以内。比如1980年中国GDP是两千多亿美元，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是200亿美元，不到10%。那时候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绝对的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家。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从80年以后，我们按邓小平老人家提出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进入到一个利用国际的资源，国际的资本。在那个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到了GDP的60%以上。

2006年中国在进入WTO以后的六七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上升到了GDP总量的71%，其中货物贸易占64%，服务贸易占7%左右，当然是一个外循环为主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是多少呢？比如去年中国的进货物贸易进出口的货物贸易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我们的服务8000多亿-9000亿美元左右，加在一起就是7万亿美元不到。折算成人民币，四十多万亿。那么我们GDP是126万亿。所以，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是38%，是内循环为主。因为进出口贸易在40%以内进入了内循环为主。

那么大家会想，我们怎么会从新世纪初2010年前的70%以上，现在降到了38%呢？是不是因为特朗普打贸易战，拜登搞小院高墙，从中国撤资，拉帮结伙使得我们进出口萎缩了。是不是我们疫情下在新冠病毒冲击的过程中使进出口的产业链、贸易链受到了障碍，所以进出口萎缩了，如果大家这么想呢，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中国实际上在2016年进出口贸易已经降到了38%，就是2016年那一年我们降到了38%。

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下降，进入到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是因为从2007年的时候，美国出现了全球金危机，造成了欧美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各个方面收缩了至少10万亿美元的一个经济规模，造成了巨大的海啸般的世界经济冲击。这个过程中，欧美对中国的进出口的市场规模需求大幅度萎缩。中国从80年到2006年一直是两位数的进出口贸易增长，那个阶段几年，就降到了5%以内。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对冲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一个措施，启动了4万亿投资的概念。现在看，我们一百多万亿GDP，4万亿好像不那么多。但是在2005、2006年，中国GDP是二十几万亿。二十几万亿的时候，你启动了一个4万亿，这个比重差不多接近20%，相当于现在一百多万亿的GDP。你如果启动一个20万亿的投资计划，那就不得了的一个计划。所以，当时中国政府的战略举措刺激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GDP增长始终保持10%以上。当时2010年是11.5的增长，所以中国GDP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出口贸易四五年萎缩到4%到5%的增长。一进一出，我们GDP和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到了55%，也就从71%降到了55%。

2012年十八大以后，中央政府提出了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其实就是审时度势，不再依赖国际贸易来拉动经济，更多的要依靠国内的内循环、国内市场、国内大市场的建设来推动。所以，当时的发展战略也进入到了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而不是像原来几十年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的那个逻辑。所以，在这么个背景下，我们主动的又收缩了。内需外循环的比重，到2016年达到了38%，又比10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内循环外循环在世界上有个基本的逻辑，凡是发展中国家要超常规发展的，更多的依赖外循环。一旦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凡世界经济强国你去看通通都是内循环为主。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50年任何一年的年份你去算他这个账，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在GDP的25%左右。去年美国人的GDP是27万亿美元多一点，它的进出口货物贸易5万亿，服务贸易1.9万亿，大账加起来7万亿不到，进出口占它的GDP的26%左右。

欧共体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群体，这27个国家去年GDP是17万亿美元多一点，它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五万多亿美元，大概在30%多一点。日本，你可以算它两倍。1945年到1975年，日本在推进从他的战败国国民经济机器被打碎的状态下重新振兴它。三十多年是出口导向外循环为主，进出口贸易占GDP的70%多。最近的三十多年，它成了世界经济强国，它的进出口贸易始终占GDP的35%左右。

我讲这一段意思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到了新的阶段。我们在80年到2000年到2020年是邓小平老人家说的形成初步的小康社会。到2000年我们人均GDP到1000美元，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人均GDP到了1万美元以上。今后30年，中国将进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循环战略当然会发生转变，是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是我们国家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主动选择。所以在2016年前就形成了内循环为主。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概念，如果2016年的时候我们还是70%多的外循环。然后特朗普搞贸易战，拜登搞脱钩，想跟我们搞投资搞封锁。如果我们70%多贸易战背景下形变成了30%多，那可能我们受直接的冲击会影响很大。但是反过来，我们2016年就是38%，就是内循环为主。这个六七年大家可以看到每年的进出口贸易和GDP比重都在38%左右，充分体现我们这个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格局，是非常的坚强的，有巨大的韧性的，是经得起各种冲击的。在冲击下，我们没有把38%的外循环转被压缩成28%。我们始终保持着38%左右的格局，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这个是我们进入了新格局，这个新格局是今后几十年都会保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利益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

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词，就是在新格局下内循环为主的。是不是外循环不重要了，是不是开放萎缩了？这当然是误解我们国家最近十年对外开放的说法基本上有这么几个词。一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一个话。第二个话，越开越大什么意思呢？具体的讲，就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的开放将体现为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那么这三个词来说明我们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你也可能说这三个字还是形容词，到底什么内容呢？我想下边就是说这三个词表述的内容有五个特点。

第一，最近十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从过去几十年以出口导向为主，已经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加大采取了很多加强的措施鼓励进口。比如在上海，2014年就开始在搞进博会，搞了五年多。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进博会的展览场馆差不多五十多万平方米。2018年开张，这六年每年一次进博会。这世界上专门大规模的搞进口的博览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为大家一般搞的博览会总是进口、出口综合的、混合的，或者是专门搞出口的那我们搞了个进博会。每到10月份，进博会上上万家全球跨国公司要把它的各种产品在中国来推销。在进博会，就变成了一个狂欢节，国内几千个县，几百个地市州，几十个省，各个层面的企业或者政府系统的都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中国最近十年大幅度的降低了进口关税。2010年的时候，中国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还在26%、27%，到2015年就降到了15，降了十个点。最近到了去年2023年又进一步，差不多降到了6%左右。我预计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会降到5%以下。世界发达国家进口关税平均值就在五左右，我们也会降到这么低。降低进口关税就是在鼓励国际市场商品进入中国，让中国老百姓分享世界各种优秀产品的成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在投资政策上的。中国过去几十年比较多的力度，重点就是引进外资为主。现在现在的投资政策，既鼓励外资到中国来，也鼓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2018年到去年差不多这五年，我们每年海外投资1100多亿美元，这五年平均1100亿，总的加起来有接近6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这五年引进外资平均每年也有1600亿，五年引进外资有8000亿，走出去投资有1100多亿，总的来说有进有出。我们1980年到2010年30多年走出去投资没有超过5000亿，现在五年就能有五千多亿。这个和我们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跟世界发展融合一体这个战略方针密切相关，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中国的开放从过去几十年沿海开放为主，现在进入到了沿海内陆，东南西北、中东中西同步的开放。我们在过去30年，如果一说开发区2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在沿海，然后五个特区都是沿海特区。新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也是沿海保税区。到2010年中国一共批了67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大家脑子里想的就是境内关外，保税区就境内关外，当然就在沿海边境旁边，然后关外铁丝网一围，就相当于是一个海关之外的地方零关税。大家一种想当然的开放总是在沿海，然后沿海开放，十年五年积累的经验在梯度转移到中部、西部。

最近十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央只要采取的任何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中西同步的开放。比如说2014年中央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是中国最顶级的开放。在自贸区里边是300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是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协定区的那种政策。这个政策，十年一共推出了22个区域，七个在沿海的自贸区，七个是在中部的七个省，还有七个在西部的七个省，东中西各七个。剩下一个海南岛也可以算东，也可以把它算中，也可以算西。因为他在沿海是东部，它在中国地图的中轴线上是中部，它的经济水平跟西部也差不多。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东中西是协调平衡的保税区。

原来67个都在沿海，2010年以后，中国政府又新批了70个左右的保税区，那么六十多个是在中部、西部，东部只加了六七个，现在加在一起，东部有七十多个，西部有六十多个，中西部有六十多个。所以，中国的开放政策，东南西北中协同开放。开放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管理方式，和地理位置无关。德国在西欧的内陆不靠海，没有人会认为德国的开放度小于西班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的区域开放政策是比较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

第四个方面就是在产业政策上。过去我们的开放总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类型企业开放度高。比如外资搞工业、外资搞百货、外资搞建筑业、外资搞房地产，这些产品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开放度就比较大。这一类企业也比较多，不管独资、合资、控股不控股都放开。但是外资如果搞看不清摸不着的服务贸易、金融业，或者各种其他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那么这一类管的就比较紧，准入的门槛也特别高。最近十年，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这些服务贸易领域，教育、卫生、文化领域以及金融业开放度都极大地提高。包括外资搞金融不仅可以控股百分之百独资也是被允许的等等，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开放一般是注它的贸易流量和资金流量，以要素流量的开放为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不仅是贸易要素的流量，更多的是从制度、规则、规制、体制、机制、标准等这些方面的开放，促进中国各种区域的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以上是我具体做的一个解释。这五种特点大家用脑子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现在的开放度是比过去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这是我要讲的第二条。

在内循环中国大市场的吸引下，加上中国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的推动下，中国这个十来年对外开放的经济趋势实际上是令人振奋的，是比过去十年、20年、30年要成果和各种效果都要大得多。具体的表现三个方面，说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在全世界的出口结构。第二个就是这个国家生产方式，制造业制造产品的方式对全世界国际的影响。

第三，这个国家的开放度也体现在是不是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投资。这个资本投资不仅是炒外汇，炒股票的汇率上的这种热钱的投资，更重要是体现在FDR外商工商企业的直接投资。因为工商企业投资会带来资本、技术、产业链、装备和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一个国家的开放度的经济成果。最重要的就看这三件事。

我们最近十年在出口产品方面，出现了基础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2010年中国的出口量出口是3万亿美元，我们的出口是1万5000亿美元。在当时我们1万5000亿出口里边，70%几也就有一万多亿美元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服装或者各种箱包、玩具、轻工产品。有20%几是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

到了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货物贸易到了6万3000亿美元。其中3万3000亿美元是出口，3万亿是进口。这个3万3000亿美元要比10年在出口量上增加了一倍多。但关键是结构，我们这3万3000亿里90%的产品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也就差不多有近3万亿美元的制造品工业的装备类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轻工纺织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原来的70%几，现在的比重是10%。

你这么一看，你如果对着轻纺来说，你会觉得好像中国轻纺萧条了。但你仔细想想，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就是六七十年代欧洲把它甩给了日本、韩国，不就是七八十年代日本韩国把它甩给了中国。现在中国把这一块甩给了东南亚，印度时代的变迁，这是一个中国劳动力成本最近十年要比十年前要高一倍以上，劳动密集型的竞争效应下降是很正常的。现在东南亚的企业，百分之六七十的外资都中国的民营企业转过去的。转过去中国政府从来不阻拦，因为这是亚洲一体化的一个自然结果。过去以后，他们的产品在东南亚组装原材料部件，关键的东西可能中国国内过去。所以2019年亚洲十国、东南亚十国跟中国进出口贸易是6500亿美元。到了去年已经变1万亿美元以上，就这么几年涨了个50%，好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的出口产品就是比如像造船，在三十多年前，世界造船50%，日本造。2010年前世界造船50%是韩国造，现在世界船舶50%中国造。我讲这一段就是说以前我们说用10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进口。这个时代已经转变为中国一大堆装备电子类产品出去，然后换回国外我们需要的粮食、猪肉，或者是地下的矿物质，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总之，出口产品结构是趋势性的、结构性的，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大家应该看到这一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进步，是40年来中国开放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成效。

第二个概念，就是国际贸易之间有个生产方式，工业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工业2010年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那个时候中国工业中有百分之四五十是加工贸易。什么叫加工贸易？就是1000亿美元出口，800亿美元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买进来，然后你再组装一下，形成了1000出去。所以你这个单子进出口贸易单子1800亿GDP可能只有10%几，只有一百几十亿。因为你在加工的过程，水电气还是要抵扣。抵扣了以后，你真正的利润，企业的利润，职工的收入，还有国家税收加起来也就占整个出口贸易量的10%几。

所以，加工贸易是只涨过头不涨落，是在你没事好干的时候，劳动力又过剩的时候，搞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强盛，你这种事肯定要甩给别人。现在东南亚就是50%的加工贸易，他的两头在外，一头从中国过去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中国过去加工完了，他卖到欧美，他这个也是两头在外。所以，这件事中国在2010年前，中国的制成品的比重里边，50%是加工贸易。然后30%几，是一般贸易。所谓半贸易就是你国内自己的产业链做出来出口，这个是一般贸易。还有，就10%左右的农产品、原材料、初级产品不需要你制造的。

现在中国去年6万多亿美元进出口的产品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加工贸易已经从50降低到20以内。然后一般的制造，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制造的东西占到了70，然后还剩下10%是农产品或者地下挖出来的原材料。我讲这一段大家稍微想一下国际商品的加工方式、制造方式，加工贸易的比重下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这十来年扩链、强链、补链，使得我们的产业链有世界最大的产业链，而且是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性的特征。

第三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引进外资。大家总会感觉这个十年由于特朗普搞贸易战、搞撤资，拜登搞拉帮结派、搞地缘政治、搞逆全球化，那么中国的外资似乎应该是减少了。大家凭本能的感觉，但是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确切，必须理性的用国际贸易中的数据来分析才清楚。我们可以这么说，80年代十年，中国每年引进外资大体上在四百多亿、500亿不到。90年代这个十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在八九百亿美元。新世纪初的十年，也就2000年到2010年，中国引进外资在1200亿美元。大家就要想，这个十年似乎比以前要少。其实这个十年，2012年到2022年，我们每年引进外资在1400多亿美元，比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加20%。

大家这个感觉，凭我嘴巴说不行，你们自己可以百度上去搜索中国的外经贸委，现在的商务部或者WTO每年都有统计，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概念，最近十年里边大家又会讲的是不是过去五年比较高，最近的五年相对低。因为最近五年又是打贸易战，又是疫情。但实际上是最近五年中国引进外资平均每年就我刚才说的1600亿美元。而前几年，就是2010年到16年期间，大体上是1300亿美元左右，加起来除个就在1400 1500了。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恰恰这十年中国在搞全球化，美国人搞逆全球化。

北京时间12月19日凌晨，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4.25%-4.50%。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多数预期。

由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并不存在显著的外部冲击或威胁，同时中短期内美国也不大可能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或“硬着陆”风险，因此美联储本轮降息总体上仍是预防式降息。通常而言，预防式降息的次数和幅度相对有限。从以往经验看，累计降息75个基点的情况居多。但考虑到本轮预防性降息的特殊背景——2022-2023年的加息幅度存在一定的超调，美国利率水平较长时间处于相对较高的状态等，降息力度有可能大于以往。今年9月以来，美联储已累计降息3次、累计降幅100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已从5.25-5.50降至4.25%-4.50%。

表1：90年代以来美联储主要降息周期

数据来源：wind，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

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正面临两难：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需向中性利率水平靠拢。联邦基金利率区间尽管已降至4.25%-4.50%，但距离2%左右的理想中性利率水平仍有相当距离，即便不能完全达到这一目标，至少也要较为接近。目前，市场上普遍认为相对合理的中性利率区间为3.0%-3.25%。换言之，至少还有125个基点的下调空间。

另一方面，美联储又不得不高度警惕通胀快速反弹的风险。在当前美国经济和核心通胀指标表现双双较强的情况下，美联储在降息问题上的态度更趋保守谨慎，会更加强调未来政策调整需依据最新经济数据和预期来灵活决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其所采取的加征关税、降低国内税、限制移民等举措有可能导致美国通胀显著反弹的风险。

面对这一情况，美联储很可能不急于连续降息，而是密切关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经济的最新变化，尤其是通胀反弹力度，因而更倾向于采取阶段性降息策略。美联储最新点阵图也显示，19位美联储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建议2025年累计降息50个基点，认为应降息75个基点、100个基点和125个基点的分别仅有3人、1人和1人。

我们预计，接下来美联储的降息进程有可能分两阶段进行：（1）2025年上半年美联储降息次数约2-3次左右，累计降幅在50-75个基点，下半年货币政策将趋于中性，2025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或将保持在3.5-3.75%；（2）2026年甚至到2027年，美联储有可能择机再降息50-75个基点。

由于降息的间隔和尾部拉长，就有可能对全球汇率走势产生较大影响：美元从快速贬值进一步向缓慢贬值演变，在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政策、欧洲经济复苏偏弱、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加持下，2025年美元仍有较大概率保持阶段性强势；而人民币等非美货币升值的过程也将变得更加缓慢和曲折。

美联储在北京时间12月19日凌晨宣布降低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4.5%至4.75%调整至4.25%至4.5%。这是自9月18日美联储四年来首次降息以来的连续第三次降息，累计降息幅度达到100个基点。美联储降息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美国通胀已经出现明显回落，因此通过降息来提振经济增速和提升就业数据。然而，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美股却出现了大跌，道指下跌2.58%，标普500指数下跌2.9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56%，多支科技龙头股大幅下挫。尽管美股在前期出现了强势走势，但美股见顶的风险正在加大。

美联储降息短期内主要是为了支持美国就业回升和经济复苏。从长期来看，美联储仍需继续降息以防止美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尽管降息似乎有利于美股，但考虑到美股之前已经形成了较大的泡沫，美国三大股指均处于历史高位，加上美联储降息的目的是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因此美联储降息反而向市场释放出美国经济数据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的信号，导致美股出现了大幅下跌。

2025年美股见顶回落的风险正在进一步加大。

在会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为了更好地履行美联储支持就业、控制通胀的双重目标并保持经济的稳定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下调25个基点以降低政策限制的力度。此外，美联储还决定继续减少证券持有量。鲍威尔认为美国11月核心PCE可能上涨2.8%，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明年美联储可能会继续延续降息周期，但降息的节奏可能会有所放缓，不会像现在一样连续三次议息会议均降息。2025年预计美联储降息的次数仍在3至4次，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至3%左右。美联储降息给市场一些安慰，但很难改变美股见顶回落的大趋势。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决议之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月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涨超4%，美元指数则大幅拉升至2022年11月以来的高点。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之后，现货黄金短线跌幅一度扩大至40美元。今年黄金出现了大幅上涨，国际金价累计涨幅最高达到30%，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即使美联储宣布降息，也没有阻止黄金价格的下跌，但黄金长期上涨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在美元越发越多、美国政府负债高达36万亿美元的背景之下，用美元标价的黄金价格长期趋势依然是向上的。因此，2025年国际金价波动会加大，但国际金价大的趋势依然是震荡上行。

美联储降息为我国央行降息打开了空间。之前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我国在货币政策方面要继续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后续依然有降息空间和降准空间。预计后面我国央行有可能会通过降息降准的方式继续支持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A股市场的表现。

传统上，许多投资者通过投资房地产市场实现了财富增长，居民储蓄的大转移方向也多指向楼市。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楼市趋势的反转和成交量的萎缩，投资楼市不败的神话已被打破。未来，居民储蓄的转移方向预计将转向股市。这一点从9月24日市场大涨之后银证转账资金的大量增加可以看出，资金从银行转移到资本市场。目前，股民已经开始行动，而许多基民尚未参与，预计到2025年，股民和基民都将积极参与其中。

我国居民存款高达170万亿，过去四年增加了60万亿，仅1至11月份就增加了约13万亿。居民存款的大量增加实际上反映出投资者信心的不足。一旦看到投资机会，这些居民储蓄将会果断进行投资，因为银行存款的利息较低，难以获得理想的回报。因此，本轮牛市行情还需依靠居民储蓄提供更多资金来源，这实际上带来了一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长期投资机会。

世界500强的富人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持有好公司的股权实现财富增长的，没有人是因为拥有大量房产而成为世界500强富人的。未来在中国，通过持有好公司的股票或优质基金实现财富增长也将成为许多居民的选择。2019年的统计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楼市和股市的市值对比中，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市值高达6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房地产市值总和的还要多。欧美国家楼市和股市的市值几乎是1:1，而2019年我国楼市的市值是股市的十倍，这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大幅调整与当时的泡沫较大有很大关系，其次才是政策性的影响。

2018年的统计显示，不同国家居民资产配置情况中，我国居民70%的家庭资产配置在房产上，只有3%配置在股票和基金上，而美国居民27%的资产配置在房产上，配置在股票和基金上的高达33%。未来，我国居民减少对楼市的配置比例，增加对股市的配置比例是大势所趋，这将是未来的大方向。虽然未来我们不可能像美国居民一样配置33%的股票资产，但配置比例肯定会逐步增加，因此居民大储蓄大转移带来的机会就是给更多的优质股票、优质基金带来投资机会。

大家需要认识到，未来楼市的机会在减少，楼市会出现分化，核心区域的好房子将会抗通胀并有比较好的表现，而非核心区域的住房可能会出现价格下跌。（作者系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

文章来源：海豚商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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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此次会议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发生了转向，对于明年的经济发展，有更大力度的支持。回顾过去3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货币政策基调由紧到松依次可划分为“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等区间。今年9月，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发布题为《建议货币政策基调调整为“适度宽松”》的文章。连平建议，对货币政策基调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将货币政策基调调整至“适度宽松”，为实施更大力度的降准、降息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

在此之前，央行只在2009-2010期间使用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下为今年9月连平团队发布的全文（供参考）：

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已长达14年之久。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国内面临较为严峻的需求不足、通缩和下行压力，而美欧货币政策则正在全面转向宽松。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仍应继续维持“稳健”基调？还是应当适时调整，以向市场发出更加积极、清晰的政策信号，使得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的功能？本文将展开讨论，提出看法。

一、货币政策灵活调整应为常态

回顾过去3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货币政策基调由紧到松依次可划分为“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等区间。货币当局根据客观形势变化，以“稳健”为中枢，在“从紧”与“宽松”之间灵活调整，以达到稳经济和逆周期调节的目的。

1993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较严重的通胀现象，中央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1996年底，持续三年的通货膨胀大幅回落。1997年，我国面临内需不振的情况，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带来严峻的外部冲击，形成了通货紧缩的局面，为应对内外压力，货币政策基调则从“适度从紧”转向“稳健”，通过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2007年年底，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08年货币政策基调定为“从紧”。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加速升级，我国经济也受到百年未遇之金融危机的波及，中央遂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延续至2010年。2011年起，为防通胀、防资产价格泡沫、防“热钱”异动和防金融风险，我国重回“稳健”货币政策基调。自此至今约14年，我国货币政策基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实际运作中有偏松或偏紧的倾向。其中，2011-2013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上表现为偏紧，强调对通胀的防范；2014-201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则回归“稳健中性”，强调不松不紧；2020-2024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是偏松，突出了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和精准有力。 

回顾过往，我国货币政策基调在实践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面临严重冲击时，货币政策基调往往会进行方向性的或幅度较大的调整。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过热或通胀威胁下，货币政策基调通常都会迅速向紧的方向调整。如1993年的“适度从紧”、2008年的“从紧”等；而在收缩冲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基调则会及时向松的方向作出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是跨一档，也可能是两档。如1997年货币政策基调从“适度从紧”转向“稳健”，2009年更是由“从紧”跳过“适度从紧”和“稳健”，直接跨越至“适度宽松”。 

二是货币政策基调在实际运行中有时会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五大基调中，“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均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唯独少了“宽松”。但这并不意味着“宽松”基调真正缺席。2009-2010年期间，我国货币信贷高速增长，尤其是2009年底到2010年初，M1同比增速高达到38.96%，M2增速接近30%，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连续多个月份超过34%；与信贷高速增长相匹配，地方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些地区甚至在短期内建立十个以上的融资平台。可见，当时的货币政策基调远非是名义上的“适度宽松”，而是实实在在的“宽松”。同样，“稳健”有时真实含义是“适度宽松”（如1997年），有时则是“适度从紧”（如2011-2013年），往往其表述与前期政策基调呈反向变动，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把握其相对松紧变化。

三是近年来货币政策基调弹性不足。2011年之前，货币政策基调根据客观形势变化和调控目标需要，在“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等定位之间适时切换；2011年之后，尽管经济运行也发生了阶段性的明显变化和波动，但货币政策基调的弹性明显不足，“稳健”基调持续运用达14年之久。事实上，14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波动。如2015-2016年的经济下行和资本外流；2018-2019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2020-2022年的疫情冲击，等等。但货币政策总的基调始终没有改变。这显然不利于货币政策根据实体经济需求开展逆周期调节。当然，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一定制约，但14年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已经历了几轮重大调整。

二、当前货币政策基调有必要也有条件调整为“适度宽松”

首先，从国内环境看，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较为疲弱，亟需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支持。2024年8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1%，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度继续回落，且为连续第4个月低于荣枯线。今年以来，制造业PMI仅在3月和4月两个月短暂站上荣枯线，其余6个月均不足50%；而2023年也仅有4个月高于荣枯线，8个月不足50%。换言之，近两年我国制造业大部分时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从金融数据看，8月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速为6.3%，已连续五个月低于8%；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下降7.3%。7月人民币新增贷款仅新增2600亿元，如果剔除5586亿票据融资，实际新增贷款为负；8月人民币新增贷款虽回升至9000亿元，但与2021-2023年同期的12200-13600亿元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从分项数据看，居民和企业的短期、中长期贷款规模均明显下滑，需求不足导致信贷下降的因素可能要超过季节性因素。此外，物价、房地产、消费等指标也处于持续低迷状态。 

其次，现有“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与市场心理预期之间存在明显落差。2020年至今，即便是面临新冠疫情等外部重大冲击和内需不足，货币政策基调也仅仅只是从“稳健中性”基调向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精准有效”等偏松方向调微，但总体基调仍是“稳健”。2023年以来，央行对LPR利率进行了多次调整，如1年期LPR利率分别于2023年6月、2023年8月和2024年7月下调了10个基点，5年期LPR利率分别于2023年6月、2024年2月和2024年7月下调了10个、25个和10个基点。除5年期LPR利率2024年2月由4.2%降至3.95%幅度稍大外，其余降息幅度都很小.这与欧美国家连续降息时动辄25-50个基点，甚至单次最高下调100个基点相比，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与市场预期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因此小幅降息难以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从加强预期管理、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的角度看，尽快对货币政策基调作出合理的、恰如其分的调整，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改变当前市场预期普遍偏弱的状况。

再次，从政策协同的角度看，为增强逆周期调节效果，货币政策有必要更好地配合财政政策，实施“双松”组合。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政府通常会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赤字、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等措施来刺激社会总需求。但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自身存在“挤出效应”的副作用，即当政府支出增加时，货币需求会相应增长，在货币供给既定情况下，利率会上升，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受到抑制。此时往往需要搭配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抑制利率上行。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基调明确定位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出要“加力提效”，整体偏向扩张。2023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最初设定为3%，2023年10月对预算进行调整，增加了1万亿元超长期国债，最终财政赤字率达到3.8%。2024年，我国预算赤字率继续设定为3%，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额度安排为3.9万亿，较去年进一步增长，同时决定今年起连续几年大规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在财政政策基调明显扩张的同时，货币政策势必要给予积极配合，包括加大流动性供应，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等。此时货币政策基调就很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由“稳健”调整为实质性的“适度宽松”。

最后，外部环境变化为我国货币政策基调调整提供了时间窗口。8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确认“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9月宣布降息已成定局。我们预计，本轮美联储降息周期持续时间或长达14-16个月，降息6-8次，累计降息幅度150-200个基点。不可否认，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和通缩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依然未作出调整，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联储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对我国经济金融所产生的掣肘。当下，美联储新一轮降息已箭在弦上。在此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基调获得了难得的调整时间窗口，具备了推动新一轮降准、降息的空间。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介于“稳健”和“宽松”之间，在当前情况下实施具有三点积极意义：第一，相比“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更加积极进取，可以匹配总量、价格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大力度的运用空间，向市场注入充足的流动性，并推动实际利率显著走低。第二，相比“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要相对更为审慎。由于宽松力度相对适度，因而可以避免导致“大水漫灌”和严重通胀等后遗症。第三，与当前名为“稳健”但实际偏松的货币政策基调相比，其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向市场发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使得市场各方更好地领会政策的宽松意图，并对后续政策形成一致性积极预期，增强对于经济复苏向好的信心。既然近年来降准降息以及结构性工具频繁向松方向调整，而且未来一个阶段，继续逆周期调节方向不会改变，那么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将“稳健”基调适时调整为“适度宽松”基调呢？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当前推行真正意义上“适度宽松”基调的货币政策条件已经成熟。

三、相关政策建议

建议1：对货币政策基调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政策制定者应全面梳理、规范货币政策基调体系及相关定义，尤其是“宽松”和“适度宽松”、“从紧”和“适度从紧”之间的界限，并说明在不同政策基调下，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工具将发生哪些具体变化，各政策基调进入和退出的触发条件如何细化，货币政策基调与财政政策基调如何搭配等。

建议2：进一步强化预期管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货币政策信号。在货币政策基调体系规范建立的同时，建议货币当局以更为严谨准确、更能反映当前需求的政策基调，让市场各方能够更好地领会货币政策取向，形成同频共振的正向反馈。正如央行领导所指出的，“当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后，政策的可理解性、权威性都会增强，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动向也会自发形成稳定预期，合理优化自身决策，货币政策调控就会事半功倍”。

建议3：将货币政策基调调整至“适度宽松”，为实施更大力度的降准、降息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从降准的可能性来看，目前我国小型银行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已低至5.0%左右，短期内空间相对不大，但并不意味着不能进一步下调；中型银行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6.5%，大型银行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5%。如货币当局实施新一轮降准，可考虑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为主。鉴于相关银行机构在我国银行业的存款占比达六成，如对其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预计可向市场释放流动性6000亿元以上。鉴于当前国内实际利率依然偏高，也有必要进一步降息。

建议集中政策资源，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实行单次50个基点左右的较大幅度降息。同时，考虑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将于今年底全部到期，也可在明年初对相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追加新的额度，并下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0.5个百分点，以利于配合做好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