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提出如下意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

（一）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备案、注 册、年检、认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清理规范行政审批、许可、备案等政务服务事项的前置条件和审批标准，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在政务服务前要求企业自行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或提供证明等。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建立市场准入壁垒投诉和处理回应机制，完善典型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

（二）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定期推出市场干预行为负面清单，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建立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信用信息记录和共享体系，全面推广信用承诺制度，将承诺和履约信息纳入信用记录。发挥信用激励机制作用，提升信用良好企业获得感。完善信用约束机制，依法依规按照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对责任主体实施惩戒。健全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修复机制，研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将机关、事业单位的违约毁约、拖欠账款、拒不履行司法裁判等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四）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鼓励民营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推动修订企业破产法并完善配套制度。优化个体工商户转企业相关政策，降低转换成本。

精准制定实施各类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性，及时回应关切和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五）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健全银行、保险、担保、券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健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用评级和评价体系，加强涉企信用信息归集，推广“信易贷”等服务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扩大覆盖面、提升增信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六）完善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加大对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力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内部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在合同未作约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延迟支付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款项。建立拖欠账款定期披露、劝告指导、主动执法制度。强化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完善票据市场信用约束机制。完善拖欠账款投诉处理和信用监督机制，加强对恶意拖欠账款案例的曝光。完善拖欠账款清理与审计、督查、巡视等制度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七）强化人才和用工需求保障。畅通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渠道，健全人事管理、档案管理、社会保障等接续的政策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职称评审办法，畅通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渠道，完善以市场评价为导向的职称评审标准。搭建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用工和劳动者求职信息对接平台。大力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进民营经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优化职业发展环境。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发挥平台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

（八）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用，推动涉企资金直达快享。加大涉企补贴资金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针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建立支持政策“免申即享”机制，推广告知承诺制，有关部门能够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提取的材料，不再要求重复提供。

（九）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依法依规履行涉企政策调整程序，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期。加强直接面向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发布和解读引导。支持各级政府部门邀请优秀企业家开展咨询，在涉企政策、规划、标准的制定和评估等方面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健全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预期。

（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以及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施，避免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对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侦查办案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完善涉企案件申诉、再审等机制，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

（十一）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出台司法解释，依法加大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健全涉案财物追缴处置机制。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强化民营企业腐败源头治理，引导民营企业建立严格的审计监督体系和财会制度。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作用，推动企业加强法治教育，营造诚信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机制。推动建设法治民营企业、清廉民营企业。

（十二）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行为保全等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和行政非诉执行快速处理机制，健全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研究完善商业改进、文化创意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机制。

（十三）完善监管执法体系。加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提高监管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管。鼓励跨行政区域按规定联合发布统一监管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开展联动执法。按照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推行告知、提醒、劝导等执法方式，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十四）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持续完善政府定价的涉企收费清单制度，进行常态化公示，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畅通涉企违规收费投诉举报渠道，建立规范的问题线索部门共享和转办机制，综合采取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手段实施联合惩戒，公开曝光违规收费典型案例。

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五）引导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实现治理规范、有效制衡、合规经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依法推动实现企业法人财产与出资人个人或家族财产分离，明晰企业产权结构。研究构建风险评估体系和提示机制，对严重影响企业运营并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情形提前预警。支持民营企业加强风险防范管理，引导建立覆盖企业战略、规划、投融资、市场运营等各领域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理意识和能力。

（十六）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规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培育一批关键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加大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力度，发挥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产品迭代应用。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开展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完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管理制度和成果转化机制，调动其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积极性，支持民营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熟化基地、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和成果转化。

（十七）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共性技术研发，参与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应用创新。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低成本、模块化智能制造设备和系统的推广应用。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生产工艺、设备、技术的绿色低碳改造力度，加快发展柔性制造，提升应急扩产转产能力，提升产业链韧性。

（十八）鼓励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民营企业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向核心零部件和高端制成品设计研发等方向延伸；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美誉度。鼓励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在走出去中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更好指导支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外部挑战。强化部门协同配合，针对民营经济人士海外人身和财产安全，建立防范化解风险协作机制。

（十九）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鼓励民营企业自主自愿通过扩大吸纳就业、完善工资分配制度等，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的水平。支持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生态产业，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投入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减碳技术和服务，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等领域投资力度，参与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现代种养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特色产业，积极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

（二十）依法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健全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提高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引导平台经济向开放、创新、赋能方向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鼓励民营企业集中精力做强做优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用务实举措稳定人心、鼓舞人心、凝聚人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二十一）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机制。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中的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方式。

（二十二）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民营企业家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敢闯敢干，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发挥优秀企业家示范带动作用，按规定加大评选表彰力度，在民营经济中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及时总结推广富有中国特色、顺应时代潮流的企业家成长经验。

（二十三）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优化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结构，健全选人机制，兼顾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企业，适当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倾斜。规范政治安排，完善相关综合评价体系，稳妥做好推荐优秀民营经济人士作为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协委员人选工作，发挥工商联在民营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主渠道作用。支持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在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十四）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民营经济人士专题培训和学习研讨机制，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完善民营中小微企业培训制度，构建多领域多层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体系。加强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梯次培养，建立健全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辅导制度，推动事业新老交接和有序传承。

（二十五）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要双向建立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依法依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解难题、办实事，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民营企业家要积极主动与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沟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履行社会责任，展现良好形象，更好与舆论互动，营造正确认识、充分尊重、积极关心民营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十六）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二十七）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舆论环境。加强对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宣传报道，凝聚崇尚创新创业正能量，增强企业家的荣誉感和社会价值感。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和时代氛围，对民营经济人士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理解、宽容、帮助。建立部门协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等行为，健全相关举报机制，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二十八）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做发展的实干家和新时代的奉献者，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个人价值，向全社会展现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形象，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探索建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引导民营企业踊跃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参与应急救灾，支持国防建设。

（二十九）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建立完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和压实部门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央地联动。支持工商联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更好发挥作用。

（三十）完善落实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已出台政策的督促落实，重点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政策落实落细，完善评估督导体系。建立健全民营经济投诉维权平台，完善投诉举报保密制度、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

（三十一）及时做好总结评估。在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对涉民营经济政策开展专项评估审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机制。加强民营经济统计监测评估，必要时可研究编制统一规范的民营经济发展指数。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适当形式予以固化。

来源：新华社

最近，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可谓人气暴涨。

他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视角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分析，并直言，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类似，借鉴日本过去30年的经验教训，应该勇于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刺激来稳定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辜朝明的这一番谈论的确在业界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和思考。

比如随着企业投资的放缓，居民储蓄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是否会像日本那样陷入衰退？疫情管控放开之后，经济为什么没有如预期那样复苏？

对于这些热点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在接受百度财经访谈时一一作了回答。

在其看来，中国的情况跟日本当初非常不一样，而且中国的自主性和发展模式都和日本不同。

“因此，我还是相对谨慎乐观的，我认为即使中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并不一定会陷入到这样的状态中。”

以下是本次访谈内容精编，相信能解开你对近期一些热点问题的困惑。

口 述：陈欣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来 源：百度财经

问：利率下调，企业为什么不再进行融资借贷，反而不断提前还债、降低资产负债表？

陈欣：我认为是最底层的经济增长逻辑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

中国以往采用的是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基本发展模式。

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最终在房地产行业进行变现，通过土地财政模式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额外资金。

地方政府有了土地收益后，可以利用城投公司加杠杆，再滚动建设基础设施，此外还可以将资金用于补贴或者投资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

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较为便宜，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措施和税收优惠等大幅降低了制造业成本，提升了竞争力。

实际上，该模式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使中国迅速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但是，此模式背后的基石是房地产相关行业。

房地产行业的链条非常长，不仅仅是卖房子这一个环节。房地产行业的上游涉及土地收储、征地的农民，中间涉及建筑和建材行业，下游涉及大量的消费，包括装修、家用电器、家具家居产品等。

此外，房地产行业因为用了很高的杠杆，还给金融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利润。

2021年，房地产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是2022年突然间展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其原来对经济而言还是一个增量因素，但是现在变成减量了。

房地产的产业链涉及大量的资金。当国家在金融体系里投放了资金之后，房地产能够促使货币在涉及的漫长链条里流动起来，起到了扩张货币乘数的作用。否则，如果资金无法在实体经济里流转，那么资金投入再多，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房地产行业不是一般的支柱性产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石。因此房地产行业一旦出了问题，波及的层面很广，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相应体量的产业能够接住房地产相关行业下滑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新的基石就是科创产业，包括被称为新三件的新能源电池、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等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产业，但这些产业的培育发展是需要过程的，短期内它的体量可能也达不到原来房地产行业的规模。

因此中国经济在转换赛道的过程中，在新旧动能的转化过程中，肯定是要经受很多阵痛，而且这个阵痛还是非常剧烈的，从目前来看这个时间还不会特别的短。

问：当前经济有衰退的特征吗，衰退时期企业运行和个人消费行为会发生哪些变化？

陈欣：理论上说，衰退是有典型特征的。比如，在美国，一般是当连续两个季度GDP下滑一定幅度，同时失业率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大家会判断经济处于衰退中。按中国经济目前的统计数据，应该是不符合典型衰退的特征。

但是从客观环境上来说，大家感觉到经济发展面临压力特别大，包括税收、消费等方面的指标看上去都下滑得很厉害，并且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体现出了比较大的萎缩。

因此，最近有很多声音提到要警惕日本所经历过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当初日本因为资产泡沫破裂，整个经济体陷入投资停滞的状态，最终陷入了所谓失去的30年。

实际上在今年年初还贷潮发生的时候，我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模式存在惯性，房地产行业对中国是如此重要，如果不进行维护的话，资产泡沫的破裂很容易带来经济体中很多人的资产小于负债，那么人们就会把赚的钱全部拿去还债，而不是投资。

当然中国的情况跟日本当初也非常不一样，而且中国的自主性和发展模式都和日本不同。

因此，我还是相对谨慎乐观的。我认为即使中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并不一定会陷入到这样的状态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我觉得并不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中国有了好的技术、产品，是否能突破地缘政治因素的限制，将我们的优质产品在全球铺开？

例如，高铁如果不受各种政治因素约束走向全世界，那么这个产业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是非常大的，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增长点。

再比如，光伏产业能够实现减碳，中国的光伏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目前我们在全世界大规模铺开遭遇了不少阻力。例如，最近印度就对我国光伏产品启动了反倾销调查。

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导致中国很多的优质产业出不去，只能在国内进行内卷式的竞争，造成盈利水平不高，波动较大。

我认为，如果能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模式转换瓶颈和地缘政治瓶颈，可能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我们所担心的经济问题了。

但是，向科创产业的转型和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出结果，短期来看，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国内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问：如何看待美国企业家与高官频繁访华？

陈欣：我认为中美是相互需要对方的。

中国是全世界提供大规模制造最有效率的国家，全球供应链是脱离不了中国的。

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和中国完全断绝经济来往，那么他们将会陷入较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因为很多产品，其他国家一时半会是造不出来的，也没有我们这么高的效率，这是全球化的结果。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被其他国家卡住，以我国这么大的产能，销售不出去，没有足够的就业，自身也是很痛苦的。

所以中美是相互需要的，我们的经济是交叉交织在一起的，既要竞争又要限制，同时也需要合作。就人类社会来说，在当前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时代是不可能完全断开的。

最近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政坛、实务界，其实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面对西方世界的围堵，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是不是完全开放、完全合作？不去反抗，不去进行反向制裁？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

我前一段时间提到一个思路，对于印度，我们要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不能去帮助印度实现工业化。因为长期来看，印度可能会替代掉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很多功能和作用。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很有争议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能学美国，我们要开放、要合作、要全球化。但是，我们又看到印度正在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甚至是掠夺，印度具有很强的意愿想从中国手上把很多产品的供应链给接过去，印度想学会怎么制造这些产品。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我们还要对印度采取完全开放合作的态度吗？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全世界主导者的地位，美国应对挑战者运用的手段，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我的理解是，我们对待印度的态度也应该是：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该限制的限制。

问：疫情放开之后，为何互联网企业又出现裁员潮？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为什么疫情后我们反而感觉更难了？

陈欣：不是因为疫情放开后更难，而是经济刚好发展到这个阶段。

疫情放开肯定对中国经济是利好的，只是我们放开以后刚好碰到一个很难的阶段。

我们在2021年享受了很多疫情的红利，大量出口带来了国内经济的繁荣，现在西方国家也处于去库存的周期，造成出口压力增大。

另外，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欧企业正在将其供应链不断向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转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现在的经济相当疲软。

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感觉政策效果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了。

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房地产作为旧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石，一旦陷入困境，原有刺激手段的中间桥梁不是特别顺畅。第二，过去几年，依靠劳动谋生的人受损最为严重，尤其是自由就业者、灵活就业者。

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底层的循环被打断了，再叠加数量非常庞大的中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不足，所以感觉经济反弹乏力。

问：当外卖、网约车行业出现饱和，哪里还能作为失业人员的蓄水池？失业人员该怎么办。

陈欣：现在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左右，这个水平在历史上是比较高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产业问题，对就业影响巨大的民营企业缺乏投资意愿的问题。

有人认为，我国中低端产业链的转移，使得我们正好腾笼换鸟，产业升级。

这个观点从中长期来说是对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可以走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获得更多的附加值。

但是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一些产业貌似附加值不高，但如果转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仍会给当地带来很多就业和价值。

产业链转移外迁对整个社会底层的就业伤害是很大的。因此，对于中低端产业链，中国依然需要想方法保留，不能让其一迁了之。

另外就是消费，经济的低迷也会降低需求。

比如，美团骑手的就业，就取决于大家在网上下订单叫外卖的意愿。如果居民收入不高，更倾向于在家里做饭，那么需求就没有那么大的增长。

再比如，滴滴网约车，如果大家出门都不打滴滴，而是选择坐地铁或者走路，那也就没有那么高的网约车司机的增长需求了。

失业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很多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

问：如何看待中国产业链陆续外迁？

陈欣：我认为外迁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产业链，很多都强制要求国内供应商考虑去境外设立新的产线，今后境外新设的企业将会提供更多的产品。

虽然有很多客观情况导致短时间内迁移不出去，但是西方国家要求供应链迁移出去的趋势是相当确定的，只是一个时间和份额的问题。

目前来看，还没有太多的产业迁出到印度，因为印度的基础设施、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对外资都不是太友好。

在东南亚，越南是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相对完备的一个国家，所以大量的企业现在都在越南设点，逐步释放产能。

一旦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或者印度的工厂已经完成产能建设了，那么订单是很容易转移出去的。因为订单是西方国家下的，它可以下给境内的企业，也可以下给在境外的供应商。

所以，中国目前需要采用有力的措施来防止产业链的大规模外迁。前面提到的，不帮助印度工业化就是可以考虑的一种策略。

问：如何看待近期阿里换帅？于互联网行业有何信号意义及启示？

陈欣：我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分拆其实是一个公司治理层面的重要改变。

阿里巴巴集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互联网企业，对中国经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不太平衡的，少数的合伙人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企业，但是他们的持股比例又比较低，这个治理结构非常有利于内部人。

对于外部股东来说，在阿里的公司治理中，声音比较小，制衡的能力也比较弱，在公司上市以后所获的实际收益也较低。

国家对阿里实行了反垄断处罚后，在最近两年公司管理层也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要完善公司治理。因此，阿里巴巴集团转为一个控股型平台，而底下的几大板块是要分拆出来，使其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法人治理结构。

子公司层面就不能再采取原来阿里巴巴合伙人控制的治理结构了，而是要有一个更为平衡的治理机制，这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一个更健康的长远发展模式。

在每一个板块里，分拆出来的子公司未来可能都要引入外部资金，有的甚至要引入国资，还要有外部的董事、独立董事。这些做法实际上大大削弱了阿里巴巴合伙人的内部人控制能力。

所以我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去看阿里巴巴的拆分，而不是从业务发展或者其他角度。

问：马云称要“回归淘宝”，刘强东为京东确立“低价”主基调。相比前几年消费升级，当前聚焦下沉市场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欣：我认为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是同时存在的。

对收入比较多的人来说，总是需要更好的产品来消费，他们也能够支付得起。在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减缓的时候，对于低收入人群，实际上是没有那么高的消费能力，可能就要被迫消费降级。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同时存在的一个现象。

问：如何看待外国投资者撤离，中国科技股集体出现的股价暴跌的情况。

陈欣：对于A股市场来说，存在着相当一部分高科技行业股价被高估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高科技行业的盈利能力并不是很强，在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但是A股市场对于相关公司的未来增长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期望，所以给了很高的估值。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经济环境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高科技行业，哪怕是像光伏产业，这种我国掌握全产业链顶端控制力的行业，依然会展现出巨大的周期性，具有较大的风险。
对于一部分高科技行业公司，投资者很难提前预测未来几年公司什么时候能赚钱，什么时候会亏损。在估值很高、风险很大、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一部分外资就会考虑撤出。

港股为什么最近几年表现这么差？就是因为有部分境外投资者把资金撤走了。

对于已经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来说，估值下降当然带来短期亏损的风险。

但是，如果企业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变，内在价值不变，投资者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购买，长期来看就会有更高的预期回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下跌倒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儿，很多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扫码关注｜又晟资产